元茂兄与我是三十多年的老友。多年来，通信、会晤、电信联系不断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相见无事，不来忆君。2012年10月7日（即中秋、国庆双节长假最后一天）忽接元茂短信：“云鹤兄鉴：中秋节通信息，小弟不想影响您节日心情，只相互问候而已。小弟近患胰腺癌肿瘤已转移肺、胃管、阑尾、坐骨、肝等部。弟不想住院治疗，只在家保守治疗。并节后离开北京回老家居住，不然晚了怕拉不出去。弟元茂叩首。”顿觉如雷轰顶，不能自己。冷静之下复一短信，嘱其调整心态，配合治疗。并告知我所编书稿即赴沪交付出版，待返再详告，云云。10月17日再去短信问询近况，回：“住山医一院，已肝腹水，在治疗中。”显然系家人代发回，更感事态严峻。不料时隔四日竟于10月22日逝世。痛哉！

　　我与元茂通过书信订金石交，是在他1973年调入山西省美术工作室之际。经常在书信中切磋、探讨。他为筹划创办全国首家金石书道研究事业机构——山西省金石书道研究所，作了大量工作。曾将有关申报材料寄我过目。在他的努力之下，该所于1983年5月成立，任所长。聘我为该所“特别研究员。”是年秋，我们首次聚会于哈尔滨“当代印学讨论会”，与韩天衡等印坛师友欢聚一堂。我们曾憧憬创办金石书道研究所的《金石书道》期刊。元茂极力要商调我至该所参与研究工作。后因家乡领导委我主持修志工作，并主编《宿迁市志》而未果。1986年我至西安参加国际篆刻邀请展，在傅嘉仪兄家再次与元茂聚会。1991年元茂调海南省博物馆任业务馆长后，陆续寄《名石治印》、《古书画仿制研究》等著作予我。2000年他编著的《名石治印》完稿后复印一份寄我。我本意帮他校对，不想他竟要我继史树青先生的《序》后，再写一《序》。我愧不敢当，但盛情难却，勉力为之。鉴于李元茂在古书画鉴定、书法篆刻等领域的突出成就，我多次建议他加入西泠印社。但他总认为自己条件不够而蹉跎。我再三催促并主动愿作介绍人（当时西泠印社规定需两名社员作介绍人），建议他再函请韩天衡也作介绍人，这才将有关资料申报至西泠印社秘书处，由秘书处提交西泠印社理事会讨论、投票通过。待认定批复已至2003年西泠印社百年大庆了。是时，元茂携弟子沈晓英、王来和等一并赴杭参与社庆活动。这是我与元茂的第三次聚会。2008年西泠印社105周年大庆时，元茂主动请大会工作人员，将他与我的住处安排在同一房间。这是我与元茂的第四次聚会。2011年春，我们第五次聚会于太原“山西书法笔会”。期间，我与元茂谈及拟出版我师《陈寿荣致刘云鹤书信集》请他作《序》事，并随身带去我师示我的部分书信复印件供他参阅，他欣然应承。且于是年夏将《序》完稿。2012年春，我告知元茂拟出版《现代篆刻家印蜕合集》，他大力支持，很快寄来数十方印蜕及边款让我选用。如今，两部书稿已交付出版，不久问世，元茂不复得见，殊为终生遗憾！

　　西泠印社中人，集金石书法治印和古书画鉴定于一身如李元茂者屈指可数。正如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对李元茂的点评：“这样的专家，正是西泠印社十分钦佩也十分需要的。”

　　元茂天资聪颖，家学渊源，虚心好学。自幼受其精于文物鉴定、修复、复制古书画的叔祖父李本富的熏陶。后陆续得宁绍武、郭伯英、高寿田、张颔、崔耀南等专家、学者的教诲，在书画篆刻、古文字考据、经史研究、古书画鉴定、修复复制等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。其学识与器识堪称我侪楷模。

　　多年来，他从事书画鉴定及名石印章研究。发明“干支公历速算法”加快了古书画鉴定的速度和准确性。关于石质印材特别是田黄石的实际鉴定，他在所著《名石治印》一书中主张“采用地质鉴定的方法细究它的成分，”以鉴定古书画所遵循的原则，提出“田黄石鉴定的三个概念”，即“明是非”、“辨真伪”、“评优劣”。论证了“质”与“相”的关系，所谓“质性因素是田石的本质因素，是守恒不变的。”“相性因素具有可变性。”应从它的质性去把握，而不能只从外表特征上去鉴定。特别是他对于“如何把握鉴定田石的质性因素”的论述，提出“观相与感知的结合，观相是常规思维完成的步骤，感知是灵感思维完成的结论。”“在常规思维作用下，则需要一层一层去剥，剥到最后，非以灵感思维捕捉不可，否则不能避免错。如灵感思维运用得熟练时，就能自如地把这个潜在的质变信息转换为显信息调动出来，发生共振，从而达到鉴定正确的目的。”这些从理性高度的论述，可谓慧眼独具。就正因元茂娴熟把握鉴定的规律，无论是古书画和田黄石、鸡血石的造假伎俩都难逃其眼。元茂为人正直，治学严谨。在海南工作期间，就曾有造假者放话对李元茂进行人身安全的威胁。此案反证了李元茂鉴定的正确性和权威性。

　　2000年我曾撰文《“篆印”随想》（载《西泠艺报》第174期）从艺术角度予以剖析。元茂在致我信中，对“篆印”从鉴定学角度发现其学术意义：“不再是与钤印等同的辅助性技术依据，而是能与书画本身并列，可作为鉴定书画的主要技术依据了。并为今后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。”其突破的“闪光”源，即基于他深厚的书法篆刻功底与多年古书画鉴定学识的结合，触类旁通。我将元茂致我的这封信推荐至《西泠艺报》，发表于第178期。在书法篆刻界和文博界产生一定影响。

　　在古书画鉴定大家中，启功是“考据派”代表人物，徐邦达是“技术派”代表人物，谢稚柳是“艺术派”代表人物。继其后者，李元茂集三家之所长，既有实践，又有理论，在当今书画鉴定界独树一帜。

　　李元茂是学者，乾嘉学派的后继者、光大者。他将所涉猎的诸学科融会贯通，相互为用。由博返约，主攻鉴定学。至于书画篆刻只是“余事”。虽谓余事，但“童子功”扎实。他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工，尤冠于篆。其小篆规整圆劲灵动，已属难能。然他并不满足，再由熟返生，近年将之“变法”，遗貌取神，变化出“草篆”，一画变体而万字随变，乃至淋漓挥洒，皆由心出。将篆法推向新的境界，古拙生辣，耐人寻味。在书法篆刻界，作此探索者，仅韩天衡等数人耳。其篆刻以秦汉印为基，上溯古玺，下逮明清各流派，而于浙派、邓石如派、黄牧甫派钻研尤深，融入品性学养，自成面目。边款隽秀疏朗，展现其晋唐小楷功底。元茂书法篆刻均入天人合一之境。

　　李元茂是通才。是同道的良师益友。若天假其年，必将取得更大成就。呜呼！天不遂人意，感怀触绪，长歌当哭，兹撰挽联，以作永恒怀念:

　　难得挚友，卅年肝胆相照，怡人生有幸;

　　痛失英才，一瞬琴书俱焚，恨天道无情。

　　2012年11月7日于江苏宿迁还我堂

　　（刘云鹤：西泠印社社员、南京印社副社长、中国书协会员、江苏省书协理事。）